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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西宁晚报    发布时间: 20-12-02   【字号:      】

为申说前面一节话,请举一个例子(是王了一先生检出来的)。某报上说;“马相伯先生百龄高寿,不但为国之大老,且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。”这句话有一个小毛病,一个大毛病。小毛病是“国之大老”和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并不对等,不对等就不宜并列,作者却拿来并列了。大毛病是“百龄高寿”下面接着就说“不但为……重要地位”,一口气念下去,竟象马老先生因为“百龄高寿”才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似的。象这样的话,该说它文字不顺呢,语言不明呢,还是思想不清?就印在纸面的说,当然是文字不顺;但文字不顺的缘故,还在语言不明,思想不清;语言和思想又互为因果,也可以说因为思想不清,才使语言不明,也可以说因为语言不明,才使思想不清。所以单独训练语体是没有意义的,也是不可能的;要训练语体,就得和语言思想一贯训练。

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,我觉得在中文系里,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,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,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,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。捧住《文心雕龙》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,可是认《文心雕龙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,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,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,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。我也不敢武断地说,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,可以不必去搞。我只想说,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。既然中国文学是主,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,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,也就够了。我也不敢武断地说,中文系可以不要《文心雕龙》。我只想说,《文心雕龙》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,在他以后,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,写了许多文学,所以不宜把《文心雕龙》作为唯一的规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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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的办法,国文教本要有两种本子:一种是不分段落,不加标虑的,供学生预习用;一种是分段落,加标点的,待预习过后才拿出来对勘。这当然办不到。可是,不用现成教本而用油印教材的,那就可以在印发的教材上不给分段,加上标点。到上课时候,由教师或几个学生通读,全班学生静听,各自拿自己预习的成绩来对勘;如果自己有错误,就用墨笔订正。这样,一份油印本就有了两种本子的功用了。现在的书籍报刊都分段落,加标点,从著者方面说,在表达的明确上很有帮助;从读者方面说,阅读起来可以便捷不少。可是,练习精读。这样的本子反而把学者的注意力减轻了。既已分了段落,加了标点,就随便看下去,不再问为什么要这样分,这样点,这是人之常情。在这种常情里,恰恰错过了很重要的练习机会。若要不放过这个机会,惟有令学生用一种只有文字的本子去预习,在怎样分段、怎样标点上用一番心思。预习的成绩当然不免有错误,然而不足为病。除了错误以外,凡是不错误的地方都是细心咬嚼过来的,这将是终身的受用。从上面这两点来看,我所提出的阅读“知、解、体、用”与作文“知、思、悟、行”的思路是可以在原则上初步解决“知行”之间的过渡。

学生的略读需要指导,这是叶老一再强调的。但这涉及了两个相关的问题。第一个是教学时间上得问题。现在的略读指导课,可以说没有。虽然学生在课上学了一些阅读技巧,但没有时间应用,则这个“技巧”不可能达到纯熟,纯熟不了也就不能转化为能力,能力没有更不能变成习惯。而授课的时间有限,学生的精力有限,如果要进行略读的指导,这方面不能不考虑。另一个是教材方面的问题。虽然现在学生有《读本》可以参考(姑且不论那些因各种原因没有读本的),但《读本》上的文章是否适合学生应用在课上习得的“技巧”,还要仔细斟酌和安排,如果真的能切合学生能力并有层级的渐进(搞好精读和略读的衔接),那么学生在能力上增长还是可以预期的。但作为“习惯”还是要依靠学生的自觉,而不能强求。可是,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,你要了解它,享受它,必须面对它本身,涵泳得深,体味得切,才有得益。譬如《诗经》,就不能专取其实质,翻为现代语言,让学生读“白话诗经”。翻译并不是不能做,并且已经有人做过,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;真正读《诗经》还得直接读“关于雎鸠”。

教师记下了分数,当然不是指导的终结,而是加工的开始。对于不及格的学生,尤须设法给他们个别的帮助。分数少一点本来没有什么要紧;但是分数少正表明学习成绩差,这是热诚的教师所放心不下的。

另外,中文系是搞研究工作的而不是教知识的。这样依赖其实师范的中文系尤其要加强“教学”这一应用方面的训练。因为一般中文系所针对的其实是有学术意识的读者,而师范生要注重的是传授技能的训练。相对与一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,师范生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一些,更全面一些。

可是,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,你要了解它,享受它,必须面对它本身,涵泳得深,体味得切,才有得益。譬如《诗经》,就不能专取其实质,翻为现代语言,让学生读“白话诗经”。翻译并不是不能做,并且已经有人做过,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;真正读《诗经》还得直接读“关于雎鸠”。又如《史记》,作为历史书,尽可用“历史教本”“中国通史”之类来代替;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,作为文学作品,就不能用“历史教本”“中国通史”之类来代替,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,并不等于读了《项羽本纪》。我想,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,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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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点,是“教材支配”的问题。按照前面所说,国文教材似乎应当这么支配:初中阶段,一部分是“文学名著”,着重在“了解固有文化”(“增强民族意识”和“发扬民族精神”也就包括在内);一部分是“语体”,着重在文字语言思想三者一贯的训练。高中阶段,除以上两部分外,又加上一部分“近代文言”,着重在文言写作的训练。这三部分教材中的每一部分,并不是在本身的目标之外,和共他目标全无关系。说明白些,从“语体”和“近代文言”之中,未尝不可以“了解固有文化”;从“文学名著”和“近代文言”之中,未尝不可以训练思想;从“文学名著”之中,未尝不可以得到些文言写作的训练,虽说要写得和“文学名著”相类,事实上很难办到。这里分开来支配,说“着重在”什么,只是表示某一部分教材该把某项目标作为主要目标的意思。这样点明之后,教材的选择才有明确的依据;当实际教学的时候,才有努力的明确趋向。

我们这个杂志没有什么伟大的愿望,只想在国文学习方面,对青年们(在校的和校外的)贡献一些助力。我们不是感叹家,不相信国文程度低落的说法;可是,我们站定语文学和文学的立场,相信现在的国文教学决不是个办法,从现在的国文教学训练出来的学生,国文程度实在不足以应付生活,更不用说改进生活。我们愿意竭尽我们的知能,提倡国文教学的改革,同时给青年们一些学习方法的实例。所谓学习方法,无非是参考,分析,比较,演绎,归纳,涵泳,体味,整伤思想语言,获得表达技能这些事项。这个杂志就依照这些事项来分门分栏。我们的知能有限,未必就能实现我们的愿望;希望有心于教育和国文教学的同志给我们指导,并且参加我们的工作,使我们的愿望不至于落空。如果这样,不仅是我们的荣幸,实在是青年们的幸福。对青年的读者,我们希望凭着这个杂志的启发,自己能够“隅反”;把这里所说的一些事项随时实践,应用在阅读和写作方面。单看一种杂志,不必再加别的努力,就会把国文学好了,这是一种错误观念。我们相信青年们不至于有这种错误观念。中国文学,就材料而言,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。所谓以往,有远有近,若说近的,只要在今天以前,都是以往。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,往往上自皇古,下迄明清,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。有少数中文系开了“新文学研究”的课程,就成为嘲讽的资料,好象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。依我想来,退一步说,断到明清也可以,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,不过有一点很重要,必须随时警惕.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,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。把这一点记住了,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阔的态度,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,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。进一步说,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,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。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。怎么个踏法,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。如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,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,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。开几个正式的课程,满足他们的要求,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?—在嘲讽“新文学研究”的环境里,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,一笑。

现在有许多学生,除了教本以外,不再接触什么书,这是不对的。为养成阅读的习惯,非多读不可;同时为充实自己的生活,也非多读不可。虽然抗战时期,书不容易买到,买得到的价钱也贵;但是只要你存心要读,究竟还不至于无书可读。学校图书室中不是多少有一些书吗?图书馆固然不是各地都有,可是民众教育馆不是普遍设立了吗?藏书的人(所藏当然有多有少)不是随处都可以遇见吗?各就自己所好,各就各科学习上的需要,各就解决某项问题的需要,从这些处所借书来读,这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。第一,国文是语文学科,在教学的时候,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,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重。第二,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,它比文学宽广得多,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。

学生预习,通行写笔记,而生字生语的解释往往在笔记里占大部分篇幅。这原是好事情,记录下来,印象自然深一层。并且可以备往后的考查。但是,学生也有不明白写笔记的用意的;他们因为教师要他们交笔记,所以不得不写笔记。中文系是个简称,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。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,是咱们中国的文学。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辫认过,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,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。国学,国故,多么庞大而含胡的名称啊忿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间,圣经贤传,诸子百家,以至声音训话,阳湖桐城,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,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。且不说旁的,单说范围的广泛,已经够教人摇头了。短短的四年工夫,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,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,又哪里办得到了即使办到了,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。

为申说前面一节话,请举一个例子(是王了一先生检出来的)。某报上说;“马相伯先生百龄高寿,不但为国之大老,且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。”这句话有一个小毛病,一个大毛病。小毛病是“国之大老”和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并不对等,不对等就不宜并列,作者却拿来并列了。大毛病是“百龄高寿”下面接着就说“不但为……重要地位”,一口气念下去,竟象马老先生因为“百龄高寿”才“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占重要地位”似的。象这样的话,该说它文字不顺呢,语言不明呢,还是思想不清?就印在纸面的说,当然是文字不顺;但文字不顺的缘故,还在语言不明,思想不清;语言和思想又互为因果,也可以说因为思想不清,才使语言不明,也可以说因为语言不明,才使思想不清。所以单独训练语体是没有意义的,也是不可能的;要训练语体,就得和语言思想一贯训练。以上说的成绩,大概指了解,领会以及研究心得而言。还有一项,就是阅读的速度。处于事务纷繁的现代,读书迟缓,实际上很吃亏;略读既以训练读书为目标,自当要求他们速读,读得快,算是成绩好,不然就差。不用说,阅读必须以精细正确为前提;能精细正确了,是否敏捷迅速却是判定成绩应该注意的。




(责任编辑:俞飞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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